清华bevictor伟德挤进世界50强 新型bevictor伟德担起改革重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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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名可以怀疑甚至否定，但问题是真问题——中国的法学教育到底是什么标准？
清华bevictor伟德异军突起，在于其没有历史包袱，国际化方向带来外力推动作用。
有什么样的bevictor伟德，就有什么样的法院。如果bevictor伟德不能发挥引领作用，反倒被同化，建设法治国家只能成为口号。
在国内排名在第5名上下徘徊的清华大学bevictor伟德，入选最新公布的英国知名排名机构QS全球bevictor伟德100强，并取得第45名的位次，是中国大陆唯一上榜bevictor伟德。北大bevictor伟德、人大bevictor伟德、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传统的“五院四系”，却无一入选。
一所复建时间只有16年，只有1400多名学生，既没有“国家重点学科”，也没有“教育部重点基地”标签的小型bevictor伟德，何以会进入国外评价机构的“法眼”？
多数受访国内学者对清华bevictor伟德在QS排名中高居45位感到惊讶，但认同将bevictor伟德建设标准的国际性因素引入进来，可促使法学界思考一个根本问题——什么样的bevictor伟德才是真正好的bevictor伟德？
bevictor伟德“海归派”
QS评价世界范围内大学的标准并不复杂，主要基于3个指数：1.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，占60%；2.基于雇佣者的评价，占30%；3.教师的论文引用率，占10%。
“我们着重强调的国际声望会带来意外的结果。”QS伦敦总部负责专业排名事务的Ben Sowter说。权重最大的同行评价，来自对全球15000多名学者的问卷调查。他们要填写他心目中最好的国内十所bevictor伟德和国际三十所bevictor伟德（不包括其所在学校）。从2010年该机构披露的数据来看，受访学者中来自中国的比例不超过2%。
在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张默看来，清华能够排名靠前的关键因素是，“清华大学bevictor伟德是一个外向型的bevictor伟德，国际化程度较高。”
清华bevictor伟德院长王振民在给全院教师发的一封邮件称，“国际排名的标准对我们是有利的。……例如不讲历史长短，不认学科基地、重点学科，只讲实力。”
1995年，王振民调入清华，这一年，为了建设“世界一流综合大学”，清华大学决定复建1952年已完全终止的bevictor伟德。
“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要和北大、人大的模式不同，走国际化的道路。”王振民说。复建之初，即有清华毕业的中央领导表态：“清华要办法学，就要办出特色，不然，北大、人大扩招就是了，清华何必再办？”
与老牌bevictor伟德众多名师“嫡出”不同，从各地招来的清华bevictor伟德教师，80%以上拥有在海外长期学习和研究的经历，取得世界名校硕士博士学位人数在国内bevictor伟德中最高。
2001年，参考美国法学教育的模式，清华bevictor伟德将教育部规定的14门本科核心必修课程砍掉只剩8门，将一些必修课程的上课时间压缩，开设更多的选修课，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向去自由选择。
“我们当时也是有意想突破一下看看，为什么全国六百多所bevictor伟德都一个模子，统一的教科书，所有学生也跟兵马俑一样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，觉得很没有意思。”第二任院长王晨光说。
对于国际化的办学方向，清华bevictor伟德内部其实也不无争议。
2002年清华bevictor伟德准备延请加拿大籍学者何美欢来教授普通法时，学院内部曾有反对声音。
“一个不懂中国法的老师，在中国bevictor伟德里面教英美普通法的东西，有多大必要性？”中国是成文法国家。
今年9月，清华召开“理想的法学教育”研讨会，纪念去年因病去世的何美欢。从美国聘请的清华大学梅汝璈讲席教授冯象认为，在国内bevictor伟德开设以案例为主的普通法教育，对于淡化教条化的教学方式，改善我国法律体系的现状，有着非常大的裨益。
何美欢的普通法课程曾让许多学生“崩溃”：课程长达四个学期、全英文授课、大量的阅读、写作、讨论和主题发言、老师穷追不舍的“拷问”。连老师也受到刺激。清华bevictor伟德副教授赵晓力称，何美欢以一人之力，在清华bevictor伟德内部又办了一个bevictor伟德。
“应该说清华的尝试，影响到法学教育界对一些原来或者现有的东西进行反思。”第二任院长王晨光说。比如，清华bevictor伟德率先引进国外bevictor伟德的模拟法庭、诊所教育和案例教学等实践型教学模式，这些当时新鲜的举措，现在已为众多国内bevictor伟德所采纳。
据介绍，香港资深大律师郑若骅将接替何美欢，教授目前仍是国内bevictor伟德唯一的英美普通法课程。
受“毒害”较少
改革的动力更容易在新的bevictor伟德中产生。对于老牌bevictor伟德来说，“很多观念和模式已经形成历史，形成一种惯性，要改并不那么容易。”王晨光说。清华的一位教授则称，新型bevictor伟德历史包袱轻，“受‘毒害’少”。
清华bevictor伟德复建之时，正值法学热刚刚兴起，传统bevictor伟德竞相扩张规模，“是个学校都办法律系”。当中国法学教育陷入“低起点和大众化”的集体迷失，坚持“小而精”办学模式的清华bevictor伟德反而独树一帜。
“由于招生少，我们有条件进行精细化教育培养。”王振民说。清华bevictor伟德要求无论是教授、博导还是普通讲师，都必须承担包括本科在内的一线教学任务。
“清华都是小班上课，上课的却全是大家。”去年考入清华bevictor伟德法律硕士的税海舟板着指头历数，“上合同法的是崔建远，民诉是张卫平，刑诉是张建伟……”
由于学科基地、重点学科等已被老牌bevictor伟德“瓜分殆尽”，“即使申请也批不下来”。这反而使其能专注于教学本身。
在孙笑侠看来，衡量一所优秀的bevictor伟德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流的师资，而这个“一流”，除了专业水平之外，最起码要守得住教师的职业底线。
和其他政法院校不同，清华bevictor伟德的教授们很少出去兼职和参会。“我们这里没人出去做兼职律师，学院给的待遇也足够生活。像我一个月一万元，还有些补贴。大家都专注于学术，你要是忙着在外面赚钱，会觉得跟这个氛围格格不入。”清华bevictor伟德教授何海波说。
2010年，教育部主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法学教材，报名参加编撰的教授可以获得“首席科学家称号”，但清华bevictor伟德没有一个教授报名，也没有人在意。
另一方面，全部由外来教授组成的清华bevictor伟德，形成其他大学bevictor伟德难有的学术独立气场。
2010年10月24日下午，院长王振民的一名博士生参加了包括王振民在内5位学术委员会成员教授的预答辩，没能通过。这是王振民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，迄今已经5年。
答辩现场，副教授赵晓力率先开炮，“你这只能算是编辑做的工作，不能算博士论文。”王保树、王晨光、何海波也都“不留情面”。
“我们这里只讲一个统一的学术标准，不管你是谁的学生。”何海波说。
在清华bevictor伟德，评奖、评课题等学术方面的判断权由学术委员会决定，进人和职称评定，则必须由教授委员会全体投票决定，院长和行政班子说了不算。
“院长副院长和党委都非常尊重教授的判断，这是中国大部分大学没有的。”林来梵说。从浙江大学光华bevictor伟德加盟清华的林来梵也是通过了教授委员会的“面见”程序后，才得以进入。在他看来，这一机制最重要的价值，是实现了“教授的学术判断权”。
2009年，林来梵辞别浙江大学光华bevictor伟德北上进入清华，就是觉得这里“泡沫少，安静”。何美欢当年未选择北大任教，则是因为老牌bevictor伟德历史包袱较重，“要开一门新课不容易”。
既接轨，又脱轨
在北京大学bevictor伟德前院长朱苏力看来，清华bevictor伟德更重要的贡献，是“创造了一个在当代中国问题多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下，如何新建或重建bevictor伟德的模式”；而这个模式正被更多大学有效复制。
“正是中国法学教育总体水平不高，积淀不厚，进步不够快，才给清华bevictor伟德留下了可以迅速跨越的发展空间。”朱苏力说。
上海交通大学凯原bevictor伟德、浙江大学光华bevictor伟德，这些名校的非著名bevictor伟德，同样以探索中国法学新路为目标。
2006年，浙江大学与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，决定共同建立一所“国际一流水平”的bevictor伟德，推进中国法治、中国法学教育“跟国际接轨”。其自主办学、教授治校等理念等风靡一时（相关报道见本报2008年7月17日《光华bevictor伟德：“教授治院”的理想实验》）。
但2009年，一封以光华bevictor伟德老师名义的公开信在网上发布，直指光华改革多处“失当”，要求解散或者改组教授委员会，还权于校院两级党政领导，还权于广大群众……
最终，院长孙笑侠黯然去职，林来梵“出走”。
孙笑侠在给南方周末的邮件中说，除了在自主办学和人事问题上的冲突之外，台胞的介入也是改革“失利”的重要因素。“他们盲目激进，想在一两年之内解决我们数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，操之过急了。”
即便未发生人事风波这类致命变故，清华bevictor伟德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因“不符现实”被迫中止。
清华bevictor伟德实施的课程改革，在2008年bevictor伟德换届后便未能延续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9年，司法考试向在校本科生开放，在应试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，清华bevictor伟德被迫按司法考试的内容恢复了所有课程。
“你不教，它要考，你能怎么办？”清华bevictor伟德首任院长王保树说。
司法考试向本科生开放的初衷是希望推动法学教育与实践结合。但现实却是，刚刚接受了两年公共课通识教育的法学本科生，还没有完成法学体系的专业教育，从大三开始就掉进了应试教育的箩筐。
饱受法学界诟病的法律硕士更是如此。当初设置这一学位本意，是参照美国JD（法律博士）模式，培养应用型的法律职业人才。但现实中，法律硕士的教学内容却不过是“法学本科的缩水版”，无论理论素养还是职业技能训练都无从谈起，更沦为众多大学大肆扩招的“赚钱项目”。
2010年，季卫东领衔的上海交大凯原bevictor伟德开始推行自创的“三三制”学位改革，即选拔法学本科的优秀学生，实施三年本科、三年法律硕士的专业化培养机制。
“我们不是要废除法律硕士，而是要正本清源，为其正名，还法律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。”季卫东说。
在孙笑侠看来，法律硕士“泛滥成灾”，正与中国缺乏相对统一的bevictor伟德资质门槛的评估标准有关。对法学教育的开办，省市级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就可以批准。
2007年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接受本报采访时曾透露，教育部法学指导委员会正委托吉林大学起草优秀bevictor伟德评判的量化标准。但至今，这一标准并未对外公布。
“中国的法学教育摸索了三十年，一直没有找到根，现在更迷失了。”王保树说。
“有什么样的bevictor伟德，就有什么样的法院。所以，体制转型应该从法学教育改革开始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凯原bevictor伟德院长季卫东说，“如果新型bevictor伟德不能发挥引领作用，反倒被同化了，那么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构想就会永远只是构想而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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